不折腾不成活

"The specific effect of authority (one ought to say auctoritas), a necessary element in every communicative relation, is most clearly seen in those extreme and therefore quasi-experimental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listeners grant the discourse (a lecture, sermon, political speech, etc.) sufficient legitimacy to listen even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Pierre Bourdieu)

读到这一句时我简直恨不得狠狠地在旁边批注两个大字：屁股！拜小波同志所赐，如今的鄙人，一坐进会议室，就开始不受控制地想象面前各路神仙的屁股。E先生说得对，毛主席早就明白“语言资本”这个道理，并且用得比谁都好。Bourdieu只不过阐释了一番具体的学理。

我想，恐怕这就是所谓学术，最令人悲哀的的“后见之明”了。

心里好像堵着很多话，又说不出来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人家一问，我就哭了。不问的话，坐在这里颤抖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一切都不再是问题，我也无需再焦躁不安地探询或追逐答案。

求仁得仁，夫复何求。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是常年挂在厦大本部下弦场（是叫下弦场来着吧？）的横幅。可惜我在本部前后三年，运动的时间少之又少。唯一一段长跑经历，都留在了漳州。（某鹭，我想你了。）

夜幕四合的闵行田径场，还真像极了漳州校区，一样的空旷。只是偶尔会听到尖锐的女声警告“火车来了，禁止通行”，而后轰隆隆仿佛擦身而过。

今天算是预热，小跑2000米+跳绳。起因首先是受不了自己居然在洗澡的时候抻着了胳臂，被雷到了。其次听闻可可张同学这一年来过的“典型北美ph.D”生活，心向往之，决意效仿。这样带有目的性地去做什么，过去曾被我嗤之以鼻，如今却觉得，理性的自制能带给我相当程度的安全感。

其实我本来唯一想说的是，考完了。

也没有空落落。不像高考结束那天，收拾那堆能在双人床上铺两层但大部分却是空白的习题集直到凌晨三点，在厨房投抹布，望着对面西屋房檐儿漏下的一小块夜空发怔。今天的感觉，却如同走出交大上东院考场，兼职的同学及时递上的中介广告上写的一样：GRE并不是一切。

然而竟是初次听说“G&T are both required”的我，仿佛还就在昨天。无论结果如何，我这样的破烂英语，都有勇气捧起红宝，最后坐在G的考场，并且不打算cancel成绩，已经算是超越了。

后面的路还很长。

其实我丝毫不乐见被形形色色的隐喻所遮蔽的同主题内容如约定好一般在这一天前后密集地出现在各个论坛与各家博客，而后观光客分作两种：局内人与局外人——在局外人尚且一头雾水之际，局内人已渐次达到高潮。这让我觉得，我、我们，和希望并已经将512周年祭装点成一场盛大狂欢的某党，并无二致了。

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毕竟这一天应该是什么样的，已完全超乎了我所有的想象。

这期《南方周末》文化版有篇站在沪语观众角度评论周立波的文章，小沈阳又占了半拉噱头。虽然周立波说他与小沈阳之流是“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区别，但当你理解了“优越感”只有在“撇清”之际方能发挥其最大效用时，就会明白，“喝咖啡的”有多么需要“吃大蒜的”了。

看完报纸，想起前阵子在天涯八卦扫过的一座大楼，也是将周立波和小沈阳并论。那位楼主显然不是沪语观众，看法于是也大不一样了：小沈阳是靠挖苦自己娱乐大众，周立波则靠嘲讽非上海人取悦上海人。

这样的评判当然不够公允，周立波是“自嘲”与“嘲他”并存，甚至“自嘲”的比例恐怕还远远超过“嘲他”。不过分别在于，上海人对这二“嘲”可以全盘笑纳，非上海人则难免对十个段子里没准儿都不足一段的“嘲他”有反应了。

自己曾也跟风看了几段周立波，后来便作罢。倒不是因为有些地方非得借助字幕太费劲的缘故，而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过去不是上海人、暂时换了一张上海市（市？）集体户口、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新上海人”的人来说，接连听得几句“巴子”，不甚悦耳，又何苦来哉？如果早些知道人家摆好姿态——“只演给听得懂的人看”，我又何必去犯贱？只是不知业已换好上海市（市！）身份证、讲得一口流利沪语、不必藉助假领子亦可衣冠楚楚的“新上海人”能否欣赏得来了。

《南周》文中援引的李天纲教授的言论也颇有意思（这位教授我竟是见过的）。他说赵本山和小沈阳是“丑陋化了的农民和妖魔化的苏格兰”——我深表赞同。而且如果我不肯附议，那我简直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吃大蒜的”了。不过这时再掂量一番天涯那位楼主的过激言论，其实也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赵本山和小沈阳至少恪守了传统丑角的本份：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戏剧传统中，丑角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提供给人们道德示范的力量，原本无须苛责。有人喜欢看杜丽娘思春，就有人喜欢看武大郎亮相。周立波显然是不甘愿做“丑角”的，“海派清口”说法的树立，似也有摆脱“滑稽戏”传统的意味。然而时不时便将“嘲”的对象，指向无辜的“非目标观众”，多少难登大雅之堂。其实我很想知道的是，显然被周立波的合伙人关栋天引为标的的黄子华的“栋笃笑”里，到底有无嘲讽“北姑”以取乐的段子？

文中李天纲教授更有意思的言论——“‘文革’的时候，北京来的红卫兵专在上海街头剪女人的尖头皮鞋。上海人是下不了这个手的。”好一个“上海人是下不了这个手的”。受益于GRE阅读培养出的良好习惯：例子不重要，例子所支持的论点才重要。那么返回原文，这个“剪皮鞋”的例子所支持的观点大抵便是：建国后上海人文化上的“异己感”。这样一来，仿佛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之于上海以外地区及其人民，皆能与本土文化相容相长，唯独之于上海，才是外来的入侵的一样。这时再看李天纲教授接下来的言论——“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文革’时上海也是极左言论的策源地”，便难免有自相矛盾的嫌疑了：极左言论的策源地，竟将红卫兵的行为划归异己！当然，上海人是全国公认的精致、爱美，教授的意思也许只是不能接受“剪女人尖头皮鞋”这一举动而已。但是，上海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能与“北京来的红卫兵”有多大程度上的本质差异呢？到底是根深蒂固的不宽容。

还有一些话，不说了。我作为一个既不会主动看赵本山、小沈阳，也不会主动看周立波的观众，扯了这些，徒惹嫌恶罢了。

其实李天纲教授说得真正好的一番话，是谈到美国南北加州的对立时，指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国民可以在地域上自由流动的社会，这种讨论是能够被容忍的。因为选择一个地方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但不幸的是，你我都别无选择。